经历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次中美贸易谈判被赋予了“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可是，最终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中美双方互试探底线，根本分歧仍待解决。相关人士表示，中美双方都在试探底线，但中国不会就核心利益进行谈判。
中美贸易初次谈判的结果以保护美国企业利益为主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财经》记者表示，双方“不太可能”在此次会谈中就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解决意见。
美国在6月份之前还不会对中国相关产品是否加收关税做出最终决定。此外，美国将于5月15日就301调查举行听证会，就清单上的产品以及总的关税征收事项进行听证。
北京的会谈开始前，双方均做出了一些淡化预期的表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财政部长姆努钦对谈判结果表示“谨慎乐观”，而中方将两天的会谈定格在“交换意见”的层面。
会谈于4日结束后，双方表示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将“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就有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
参加美国301调查听证会的中方代表，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分所执行主任刘馨泽告诉《财经》记者，这次谈判不太会顺利，因为谈判代表一定会坚持贯彻特朗普的意图。“首先美国是强势（过来）的，而中国轻易妥协的可能性也不大。”
此次来华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不仅要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顾虑，更要在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政府补贴给美国公司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方面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
刘馨泽根据他两次参加301听证会的经验告诉《财经》记者，美国最反对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补贴，这也是中美主要分歧点。美国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报复措施来扭转贸易逆差的问题，以达到谈判的目的，接下来便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和实现方式进行遏制。
互相试探底线
对于此次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容易达成妥协的项目是中国一些发展较为成熟领域的关税和市场准入。比如汽车进口关税，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进口汽车关税由25%下调至10%。汽车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将在五年内取消全部限制。而且，中国政府将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脚步。
但部分美国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开放比较成熟的经济领域，比如一些金融服务、电子支付或汽车行业等这些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领域在中国成为高科技工业强国的宏伟蓝图中不是最关键的，而且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已有较大的主导权。
某金融业资深高管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仅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3%，银行系统对外开放的风险要远低于需整顿的国内金融秩序风险。
硅谷的知识产权律师，GreenfieldDraa&Harrington合伙人波尔（DavidBohrer）则认为汽车行业的股权比例开放对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对《财经》记者说，就汽车等领域而言，这是中国有机会通过向外部开放投资来解决当前技术弱点的一个领域，对中国依然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在拥有适当的技术和使用该技术的权利之前，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汽车将会面临困难。
“大家可能心里都在底牌，比如究竟市场准入以及技术转让这一块中国放多大口子？”刘馨泽表示，但中国不会就核心利益进行谈判。
如果真的出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策忽左忽右、让中国企业感觉很担心的问题，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撤资也可能难以避免的。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撤出以后，还有更多在美国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像海尔、福耀玻璃等企业也可能面临着是走是留的问题，如果这些制造业企业撤出会造成美国至少10万的就业流失，刘馨泽对《财经》记者做如上分析。
根本分歧
谈判中，双方仍然无法弥合的分歧在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的国有资本行为方式上。知识产权律师波尔认为，就算美方的要求得到中方回应，双方也无法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美方试图使中国同意不将技术转让作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个条件，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还会催生其他补贴，政策法规和准入壁垒。”
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告诉《财经》记者，在民间固定资产中，最近的利用外资数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的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不少外商投资企业正把经营利润汇出中国，而不是留在国内继续投资。“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值得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研究员徐程锦对《财经》分析，这种趋势意味着中国在扩大开放的方针下，需要解决如何给外商创立一个好的营商环境的问题。“如果强制技术转让，有可能一时得到一些技术，但它带来的整个体系上的损失，其实是弊大于利。”
美方一直指责中国在土地价格、贷款利率、市场准入和财政补贴方面给予国企特别优势，导致其竞争地位不平等。同时，美国也在加紧限制中国投资的立法和行政权，不仅给以国家安全名义审查外国投资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扩权，还在财政部下设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审查中国的投资。过去一年里欧洲和日本也对中国国有资本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参加过CFIUS听证会和301听证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易斯（JamesLewis）对《财经》记者介绍，美国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判别某经济行为是否有中国国有资本参与。一种方法是追踪资金来源，即一家公司是否从中国政府渠道获得资金？另一种方法是查看所有权和控制权，例如谁在董事会中拥有何种权利、公司的历史背景等。主要的判别对象是可能受政府高度影响或间接控制的“私人公司”。
中国政府一直都坚持反对以政治方式干预商业行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中国公司去美国收购技术，然后把技术用在中国，是你情我愿的理性市场行为，并没有哪一条国际法或美国国内法律反对这样的行为。去年，美国财长姆努钦曾表示，希望在一系列贸易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重启搁置已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现如今所面临的胶着状况，相关专家表示，如果双方能够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避免走到施加惩罚性关税或其它制裁措施的地步，就是‘积极的结果’。
